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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湖北武漢老會員唐庸章

    作者:趙蕾琪   信息來源:民建中央網站   發布時間: 2019年1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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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生于1910年清朝宣統二年,他參加過進步組織上海“蟻社”的活動,他是武漢市民建的胚胎組織“星六學習會”的熱心義務工作人員。

      他40年代起任榮氏在武漢的企業申四(申新第四棉紡織廠)、福五(福新第五面粉廠)公司經理室秘書,一干30余年,歷經私營、公私合營、國營三個歷史時期。

      他是武漢解放后第一批加入民建組織的會員。他熱愛民建組織,先后發展會員10余人,其中有現代著名作家、學者錢鐘書的弟弟,原申新第四紡織公司漢口廠廠長兼總工程師錢鐘緯。

      他與另一位老會員一起歷時17年,主筆撰寫了《武漢民建40年》一書,那年他70歲。

      他以87歲的高齡撰寫了《愛國實業家李國偉和榮氏在漢企業》一書,為中國民族工業史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歷史資料。

      他以96歲的高齡撰寫了《厲無咎,榮氏在漢末任經理》一文,刊登在2006年8月21日的《長江日報》上。

      他就是民建武漢市會員唐庸章,民建武漢市委機關干部親熱地稱他為“唐老”。

      由學徒到參加“蟻社”活動

      1910年12月28日,唐庸章出生于江蘇省無錫縣洛社鎮。14歲他隨舅父去上海當學徒,1927年又隨舅父到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市政機關工部局當練習生。工部局有一個文案職員叫李伯龍(解放后曾任首屆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委員),李伯龍介紹他認識了沙千里(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人物之一)。1928年,李、沙二人成立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青年之友社”,合辦《青年之友周刊》,唐庸章幫忙向報攤推銷該刊物。“七君子事件”人物之一、后來成為民建中央領導人的章乃器,同是“青年之友社”成員。1929年,一群自喻如螞蟻類小人物的青年人,又成立了在上世紀30年代頗具影響的上海進步職業青年文化團體——“蟻社”,從事新文化運動。1930年,為了提高中國員工的地位,李、沙二人聯絡工部局的中國職員多次向工部局交涉后,成立了工部局“華員總會”(后改名為華員俱樂部),這是當時上海租界里第一個中國職員的工會組織,此舉大長中國人的志氣,為“蟻社”的發展工作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還曾多次掩護“蟻社”成員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各種活動。當時,李伯龍派不滿20歲的唐庸章到“華員總會”當義務兼職干事,使唐庸章接觸到許多進步人士。沙千里每個周六休息時都要到工部局找李伯龍談話,一起商量如何開展進步活動,他倆會面的地點就選在唐庸章舅父工作的財務處訂傳票的工作間里,因此,唐庸章得到不少“旁聽”機會,和沙千里也混得十分熟了。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蟻社”成了職業界救國會和職業界救亡協會的一部分。1935年,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成立,第一次籌備會就是在“蟻社”的社址召開的。“蟻社”負責人之一沙千里和社友章乃器都是救國會的領導人。

      1936年8月13號,日軍侵犯上海,“華員總會”在工部局募捐支援19路軍蔡廷鍇將軍,在募捐活動中唐庸章與工部局巡捕發生沖突,被誣為危險份子,血氣方剛的唐庸章憤而辭職回到老家。

      與榮氏企業結下終生之緣

      抗戰時期,唐庸章為一家人生計換了好幾次工作,但都沒有干長。最后一次在重慶失業后,經人介紹到李國偉(原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大姐父,解放后曾任民建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常委)辦的申新紗廠、福新面粉廠重慶分廠任書記。時任廠長是厲無咎(解放后曾任民建中央委員、武漢市政協副主席)。抗戰勝利后,榮毅仁任該廠宜昌辦事處主任。全國將解放時辦事處撤回漢口,時任公司副經理的華煜卿(武漢民建組織創始人,曾任市民建主委、省市政協副主席、副省長、副市長)將唐庸章選為公司經理室秘書。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唐庸章一干30年,再沒挪過窩,其間歷經私營、公私合營、國營三個歷史時期的風風雨雨。

      唐庸章對為之奉獻了半輩子的企業有著極其深厚的感情,特別對實業家李國偉更是有著一份知遇之恩的情誼。他在87歲高齡時撰寫了長達5萬字的《愛國實業家李國偉和榮氏在漢企業》一書。此書出版后為榮氏后人極其看重,他們專程從國外趕回來取了50本,寄給散住在世界各國的親友。

      “星六聚餐會”和“星六學習會”

      1949年2月武漢解放前夕,經時任民建總會地下負責人胡厥文的同意,武漢民建地下小組成立,華煜卿(時任漢口申福新公司副經理)為組長,藍昌農(時任國光印刷廠經理)、賀爾梅(時任興華鋸木廠廠長)、金斌統(時任建國工業社副社長)三人為成員。該小組成立后在中共武漢地下市委的直接領導下,以漢口申福新公司為活動地點,以原有的市工業會和“星六聚餐會”為基礎,以民建會員為核心,開展各種進步活動。

      “星六聚餐會”是解放前武漢工業界上層人士的一個組織,因每星期六商談業務、聯絡感情、一起聚餐始得其名。此時盡管時局緊張,但還是有一些人留在武漢,武漢民建地下小組的成員也都沒有走,他們利用“星六聚餐會”這一組織形式悄然增加了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城市工商政策、揭露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陰謀活動的內容。此時的“星六聚餐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武漢工業界進步人士的活動陣地。

      武漢解放后,“星六聚餐會”繼續舉行。后經華煜卿向中南局統戰部請示,正式成立了“星六學習會”,學習會地址仍在申福新公司。先后參加學習的有51人,大多是武漢市工商界有代表性的上層人士。他們學習了《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共同綱領》,以及有關城市工商政策的學習文件等。為幫助大家盡快提高思想認識,中南局統戰部的同志經常到會輔導。“星六學習會”自1949年8月成立到1950年5月武漢民建分籌會成立,半年多的時間共舉行活動48次,在這期間武漢民建的許多工作和組織活動都是通過它來進行和開展的。武漢民建成立籌備委員會時,“星六學習會”活動隨之取消。此時已有會員38人,以后發展到108人,絕大多數是“星六學習會”的成員。“星六學習會”為武漢民建的建立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因此,也可以說它是武漢民建的胚胎組織。

      此時的唐庸章并非武漢工商界的頭面人物,但他卻在“星六學習會”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時,擔任申福新公司漢口分公司副經理的華煜卿因忙于民建活動,無暇管理工廠事務,便將工廠的印章交給唐庸章,把工廠的一切業務往來全都放心地交給他處理。除此之外,由于“星六學習會”的地點就在申福新公司,因此一切活動開支和服務人員等也都由公司承擔,真正做到了要人派人、要物給物、要車出車、要吃飯付錢。時任公司經理室秘書并且當時還不是民建會員的唐庸章熱心地承擔了很多事務性的工作,他和另一位秘書費正行安排學習內容、做會議記錄、分發會議通知、準備會場打掃衛生、備煙備茶、操辦聚餐等等,一年中一星期就要忙一次這些份外的工作,從未間斷過,唐庸章忙得毫無怨言而且非常自豪,因為那時位于漢口沿江大道101號的申福新公司大樓,簡直就成了全市的“民主黨派大樓”,成了一切向往進步、追求真理的民主人士的活動中心。當時,中南局統戰部的同志們常到公司來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情況,指導工作。提到當年這些統戰干部時,唐庸章感慨地說:“他們對我們非常親切、非常關心,就象朋友一樣。”

      我是民建會員

      1950年唐庸章加入民建,成為解放后武漢市第一批加入民建組織的會員。這一年,武漢民建成立籌備委員會,華煜卿打算在公司內吸收政治面貌可靠的進步人士入會,唐庸章積極響應,他介紹時任申新第四棉紡織公司漢口廠廠長錢鐘緯入會,錢鐘緯當時深受“君子群而不黨”的舊觀念影響有些猶豫,經唐庸章再三說明,民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組織,任務是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新中國,使錢鐘緯放下思想包袱,欣然入會。錢鐘緯入會后表現突出,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先后擔任武漢市民建委員、湖北省和武漢市人大代表。

      “文革”中,唐庸章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誣為資本家的代言人,雖無家產,卻被抄家,甚至被剝奪了學習的權利。1973年作為工廠第一批退休職工,同時退休的工人都拿100%工資,唐庸章卻只能拿70%的工資。

      “文革”結束后民建組織恢復活動,唐庸章擔任了民建江岸區綜合支部第一屆支部主任。他拋卻個人煩憂,和支部其他同志一起,以高昂的政治熱情投入到支部的建設和發展之中,使該支部在很短的時間內,一躍而為全省民建支部組織中人數最多、活動開展得最好的一個基層先進組織。曾經擔任民建湖北省委副主委的郭定東就是經他介紹加入民建組織的。

      1980年,各單位開始地方志的編撰工作,年屆70的唐庸章受時任民建武漢市委副秘書長金斌統之邀,接受了編撰武漢民建地方志的任務。為搜集散落各地的民建歷史資料,他鉆進故紙堆中一張紙片一張紙片地仔細查找,有時為了查證落實一份極其簡單的歷史資料,他都要想盡辦法拖著年邁的身體四處奔波。這項工作如同大海撈針般,既繁瑣、又繁重,同時極其需要耐心和細致,有些又苦又累的活兒就是身強力壯的年青人都難以承受,而唐庸章卻無怨無悔,一干就是17年!經過他和其他幾位老會員的共同努力,主要由唐庸章主筆的長達25萬字的《武漢民建40年》一書,終于在1991年編撰完成。這之后,唐庸章還陸陸續續地發表了各類紀念性和回憶性的文章,總計10余萬字。如應民建上海市委組織部之邀撰寫的《緬懷李伯龍同志》一文,以及《留取丹心照汗青——悼念錢鐘緯同志》等文章,頗受社會各界好評。

      1999年,民建武漢市委為唐庸章的九十壽誕舉辦了隆重的祝壽活動,新、老主委李崇淮、肖國金、辜勝阻和副主委石怡雯、江海清、華楚珩等齊齊舉杯向唐老賀壽,感謝他多年來為民建組織所作的突出貢獻。此時的唐庸章百感交集——曾經的苦難、曾經的不幸、曾經的孤寂、曾經的勞累,一切一切都已化作輕煙散盡,唯有幸福的潮水在心中拍擊。

      這之后,步入九十高齡的唐庸章一如既往地關注民建的活動,一如既往地參加民建的活動。只要是組織上交給他的任務,他從不以年高體弱相拒,而是立刻接下任務,且將任務完成得非常好。2006年7月,武漢市政協找到因腿傷住進老年公寓的唐庸章,希望他能寫一篇紀念厲無咎的文章。身體衰弱行動不便的唐庸章馬上接下這項任務,并且在較短的時間內寫好。這篇文章很快在2006年8月21日的《長江日報》上刊登,同時在《武漢文史資料》第七期上刊登。唐庸章十分關注《武漢民訊》這份會刊,對上面刊登的每篇文章均仔細閱讀,有一次,他將一期《武漢民訊》上的錯別字記錄下來,寫信給市民建機關,強調:校對要認真,不要有錯誤。這是他對市民建的關愛甚至可說是珍愛。

      唐庸章一生,為民建組織忙了一輩子,卻從未在民建組織中擔任過市委會委員以上的職務;他有一支生花妙筆,為民建組織、為民建會員寫了一輩子,卻從未寫過自己。唐老曾經對我說:“我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別人的事情。”而蕓蕓眾生,有幾人能如此坦蕩地總結自己?他又說:“我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不足道也。”而我以為,在推動大時代朝前走的動力中,就少不了眾多小人物的那雙手!

      唐庸章,永遠是我們行事為人和修身養性的楷模和榜樣。

      (作者系民建武漢市委調研室原主任)

    責任編輯:范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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