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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碑在目 景仰永恒

    ——紀念中共“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

    作者:范笑天   信息來源:民建中央網站   發布時間: 2019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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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合作歷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不斷爭取民主、自由和解放的歷史。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鍵時期,民主黨派與中共堅定地站在一起,主要是因為中共領導的武裝斗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中共所主張的社會革命和國家建設的思想已經在社會各界人士和各種政治力量中產生了壓倒性影響。中共在隨后的歷史著述中再三強調,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根本的道理就在于此。1948年中共發布“五一口號”并在全國激起強烈反響,就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到2018年,“五一口號”已經發布70年,70年風雨歷程,見證了中共領導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全國各種政治力量和人士團結一致共同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而艱苦奮斗的光榮與夢想。在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時代的今天,重溫“五一口號”發布的歷史,從中更能體會到中共與各民主黨派一直在共同擔當著國家富強繁榮的歷史使命,一直在榮辱與共地共同為實現民族復興偉大目標并肩前行的歷史身影。

      一、為什么會有“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發布之前,中共的政治主張以及在解放區的實踐已經在全國民眾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許多有識之士已經完全喪失了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改革政治、建設國家的能力的信心,而將國家未來發展的期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這一點中共在14年的抗戰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時,就已經成型了。許多民主人士到訪延安,考察延安的社會政治狀況,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張,黃炎培與毛澤東談到中國政治周期率的問題、梁漱溟與毛澤東談到未來中國農村建設問題,蕭三與毛澤東談到建設新中國文化事業的問題等等,都蘊含著對中共未來在中國執政的期待。同時,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重慶等國統區利用《新華日報》的陣地不斷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贏得了最廣泛的政治支持。所以,在抗戰結束以后國共兩黨和平談判過程中,毛澤東親赴重慶所發表的各種公開講話,之后周恩來等人在政治協商會議上闡述的中共的建國主張等,很快就引起各種政治力量的積極反應。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不斷取得壓倒性勝利,國家政權易手于中共的前景逐步明朗,民主黨派更加體悟到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被取代的歷史必然性,到1947年國民黨召開一屆國大時,民主黨派及其領導人采取了各種抵制的做法,蓋源于對舊政權失去了政治信心,已經將中國發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身上。

      一年以后,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已經形成了對國民黨軍隊的絕對優勢,在蘇聯共產黨的支持下,中共正式開始將建立新的全國性政權提上議事日程,而中共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在于,從來不排斥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對社會革命和國家建設的積極參與。為了體現新政權的廣泛社會基礎,也為了最大限度地團結各種社會政治力量,中共在抓緊武裝奪權斗爭的百忙之中,花了大量精力來進行新政權籌備工作,以各民主黨派的團結為宗旨的統戰工作進入到新階段。鑒于中共的眾多思想理論和政策主張早已為社會各界所熟知,利用五一節這個特殊的節日公開發出一系列明確的政治號召,是必然的選擇,體現了中共對口號能夠獲得社會各界積極響應的高度政治自信。5月2日,受到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通緝而躲避香港的李濟深、沈鈞儒與在港的各民主黨派代表一起對“五一”號召進行討論,他們為中共的政治主張所感召,決定作出最積極的回應,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紹鏊(中國民主促進會),陳其尤(中國致公黨),彭澤民(中國農工黨),李章達(中國人民救國會的),蔡廷鍇(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譚平山(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以及郭沫若(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名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號召,擁護召開新政協。他們還共同向全國發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5月7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告臺灣同胞書》。民主建國會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舉行了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決議,響應中共“五一”號召。這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各黨派聯合一致的響應行動,充分體現了各民主黨派對中共政治主張的真心擁護。這種響應很快落實在行動上,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各界代表人士此后在中共中央的幫助下,以各種方式抵達解放區,他們成為1949年9月由中共召集的新政協的參與者,一起參與新政權的建設和隨后的國家建設事業。

      70年期間,民主黨派從來沒有懷疑過中共的政治領導地位,雖曾經歷波折,這種政治堅信具有了更加堅實牢固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很明確地指出,中共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的關系既是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的關系,也是親密無間的合作關系。從“五一口號”發布歷史看,這種政治堅信基礎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而是在70年的政治實踐中奠定的,是不可動搖的。

      回顧70年的歷史,可以得出三個明確的歷史結論:

      第一,2012年中共十八大和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反復強調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早在1948年“五一口號”發布時就已經充分體現了出來。

      第二,這種自信的本質就是相信中共的思想理論和政策主張能夠獲得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全國民眾的一致支持和響應,這種樂觀的預期源于中共在數十年武裝斗爭和政治建設中建立的政治聲望和力量。

      第三,中共和各民主黨派都將國家富強繁榮和民族復興作為政治目標,為民謀福利既是這些政黨的政治初心所在,也是民主黨派堅決服從中共的政治領導地位的思想基礎。

      二、為什么要用口號的方式

      口號是一種特殊地表達政治立場和觀點的手段,和長篇大論不一樣,口號具有簡潔性、鮮明性,傳播起來也迅速,不會失真。在中共長期的武裝斗爭歷程上,口號作為一種闡述政策、宣傳主張、凝聚人心的重要工具,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1927年8月和12月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中,中共擬定和發布的口號成功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應,讓民眾充分認識到在國民黨血雨腥風鎮壓下中共有勇氣有能力開展針對性的武裝斗爭,這是一種重要的政治宣示,反映了中共面臨重大挫折時不畏艱難和犧牲的精神。此后,在建設蘇維埃政權時期,為了打開群眾思想動員工作的新局面,中共善用各種口號來公布自己的政策主張,以瓦解敵人和教育引導群眾。1933年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盡管實際管轄面積不大,但是它喊出的土地革命口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農民積極參與新政權的建設。在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離開根據地開始長征之初,軍心不穩民心不安,中共中央擬定和發布了許多口號,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在蘇區做到了家喻戶曉,讓民眾了解到革命形勢的變化,讓戰士激起堅定的勝利信心。在長達14年的抗戰時期,中共擬定和發布的口號對振奮民心、宣傳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偉大戰績、打退國民黨反動逆流都起到了極其廣泛的影響,可以說,這是最有效的宣傳工具之一。在20多年的斗爭歷程中,中共也極為嫻熟地掌握和運用了這一工具服務于黨的根本任務。在籌備新政權、更廣泛地吸引各種社會政治力量投入到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戰略決戰的關鍵時期,中共自然要運用口號這個有效的工具,“五一口號”的發布采取了各種渠道,有新華廣播電臺,有各地報紙,也有標語,也有小冊子,真正做到了全覆蓋。

      發布口號的同時,中共也經常發布宣言,舉行集會、游行,在黨報黨刊上發表文章、社論,系統地闡明口號的含義。這些口號簡單明了、易于傳播和理解,建國以后,中共在歷次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中,還是依靠口號的擬定和發布,成功地完成了民眾的思想動員和組織動員的任務,民主黨派對中共擬定和發布的口號的理解也極為迅速極為準確,這成為特殊的政治溝通方式。

      70年來,社會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作為執政黨和參政黨,中共和民主黨派在團結合作的歷程中遇到了新的問題,也發展出新的思想理論和政策主張,而如何向全社會宣傳和解釋這些思想理論和政策主張,則有了更多樣化的工具和手段。比如,每一次中共代表大會之后,由中央宣講團到全國各地進行思想理論和政策宣講,由中共有關負責人專程向民主黨派人士介紹大會的精神,由覆蓋全國的廣播電視網絡,來進行系統的全滲透的宣傳工作。這些新做法恰恰是口號工具的延伸和升級,它起到的作用四處可見,除了在莊重的黨代會、兩會場合有高懸的標語口號之外,還有歷次中共黨代會政治報告的結尾,都有明確簡潔的口號。作為強有力的政治宣示,這些口號無不體現了執政黨的政治氣勢、政治自信和政治影響力。

      三、“五一口號”發布了什么

      1948年“五一口號”的擬定和發布,是由毛澤東主席親自主導的,體現了中共在新中國藍圖繪就之初,就要團結最廣泛的社會政治力量和人士,這實際上給民主黨派正式發揮建設性力量提供了歷史性機會。所以,“五一口號”獲得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也是意料之中的,體現的是民主黨派有意要在中共的領導下抓住歷史機遇的政治決斷。

      “五一口號”在1948年4月30日,在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決定后,由新華社正式向全國發布,5月1日,中共晉察冀區委主辦的《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五一口號”。5月2日,中共華北局主辦的《人民日報》也在頭版頭條全文發表。一共二十三條,條條都是最堅定和明確的政治主張,涉及到中共所實行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重大方針、政策,是實際上的最簡潔版本的政治宣言和政策綱領。

      為了讓“五一口號”最準確地反映中共的政治主張和誠意,毛澤東修改和增加了許多內容。他將原稿第23、24條合并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萬歲”,體現了中共為民族解放和復興事業而斗爭的初心所在。“五一口號”原稿的第5條是,“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毛澤東將其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修改揭示的政治含義是很明確的,更直接地向包括民主黨派在內全國各種進步的社會政治力量發出了呼吁,這也是一種熱忱的政治邀約,更是明確的建國前景的描繪。其中,建立聯合政府的呼吁,直接延續了毛澤東在1945年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強調的主張,也體現了中共要建立的新政權具有的廣泛的政治包容性。“五一口號”之所以被認定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開自覺地選擇了中共的領導,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道路的重大標志,之所以被認定為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重要起源,道理也在這里。

      “五一口號”明確發布了要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的目標,這也是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一切追求民族解放和復興事業的社會政治力量的共同主張,由“五一口號”方式喊出來,影響更為廣泛。

      今天回顧“五一口號”的條條主張,可以得到很多啟示:

      第一,它給當時處于困難時期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指明了政治前途,解除了許多思想困惑。在1946年6月底國共正式開始爭奪執政權武裝斗爭之際,許多民主黨派對未能實現抗戰后國內和平建國深感失望,一些人形成了對中共的路線和政策的誤解;另一方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為了戰爭勝利而采取了更為專制壓迫的手段,對社會各界人士爭取自由民主和繁榮國家的政治活動采取鎮壓做法,許多民主黨派受到了殘酷的迫害,這令一部分人士對國家前景產生失望和猶豫不決的想法。恰在此時,中共通過“五一口號”明確而間接地提出了全面的政治主張,同時也真誠地號召各民主黨派團結在中共的周圍,一起建立新中國。無疑這是一種將民主黨派拉出低潮低谷,引導其走上積極作為大道的有效做法。每到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中共總是能夠高瞻遠矚,具有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戰略眼光和戰略定力,有排除萬難,執著于堅定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的力量,這種力量在促成中共自身團結一致的同時,也對民主黨派形成了不可忽視的引導作用。在上世紀50年代,正是中共引領民主黨派,將國家發展從新民主主義階段推進到社會主義階段,70年代末,正是中共引領民主黨派,將國家發展從封閉停滯狀態帶進了改革開放新時期,在21世紀10年代末期,也正是中共引領民主黨派,將國家發展提升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提升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新階段上。

      第二,“五一口號”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共的政治領導力量為全社會所承認所接受,這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民主黨派本來就注重歷史鏡鑒,以人民的選擇為選擇,所以,從70年前起步,堅定走上了服從中共政治領導的道路,這一點,歷經70年而不變。如今,正是在中共堅強而英明的領導,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強國,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文化上,都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主導性力量,這是毛澤東及第一代中共人最初期望的目標,他們為之付出了難以言喻的艱辛。中共的政治自信由此更加強烈,自然,民主黨派對這種自信高度認可,正如70年前對中共能夠奪取政權執掌國家建設充滿信心一樣,這也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共與作為參政黨的民主黨派在政治上血脈相連的根蒂所在。

      第三,70年前,“五一口號”成為聯系中共與民主黨派的政治共識的紐帶,它由中共擬定和發布,卻并非站在一黨的立場上,也非圖謀一黨之利益,民主黨派清楚意識到了這一點,深為中共天下為公的初心所折服。“五一口號”在準確而簡潔地表達了中共政治主張的同時,也傳遞了中共的強大的政治魅力,顯示了中共具有思想活力、政治活力和組織活力的全新形象,凸顯了中共是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當之無愧的領導力量的必然性。民主黨派隨后在中共領導下的重組和改組之所以成功,也源于引入了中共的一些機制和經驗。在建國初期,民主黨派煥發出空前的活力,蓋因為中共的政治魅力輻射所致。70年來,中共一直堅持與時俱進,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不斷進行自我調整和改革,保持了最強大的活力,至今依然是中國政治舞臺上最有活力的政黨組織,依然具有強大的政治魅力,民主黨派依然要從中共的黨建經驗里吸取養份來為提升自身的組織活力服務。

      第四,“五一口號”開辟了通向多黨合作制度發展之路。這一制度從一開始并非建構于一些組織連接上,而根植于政治信念和思想理論的共識,中共無疑是這種共識的指導者和引領者。在“五一口號”中,中共體現出多黨共同協商建國大業的政治期許,這是在中共領導下執政黨與參政黨分享國家權力的最初主張,是多黨合作制度以及如今已經蔚然成型的中國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萌芽。70年來,中國一直踐行這一權力分享主張,并根據國家發展的需要不斷進行充實和提高,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在“五一口號”發布多年之后承認,他們接受這些口號時并沒有想到會有那么多的機會來直接參與國家管理活動,會有那么多制度化的權力分享機會。被任命為新中國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多次公開表示,在國家管理方面,他具有的并非是象征性的權力,而是實質性的權力;如今越來越多的民主黨派人士通過擔任政府要職、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人民監督員等方式來參與國家管理活動,多黨合作制度的不斷完善表明了以后這種參與會更加實質化,范圍會更廣泛。

      這一切都起源于70年前的“五一口號”。所謂飲水思源、撫今思昔,就是為了在思想上形成堅定的共識,就要在歷史的回顧中找尋和確定當今的行動方向和合法合理性所在。“五一口號”已經成為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歷史上的高大豐碑,令我們永遠景仰和紀念。

      (作者系民建北京市委會理論委副主任、中央社院高端智庫特約研究員,本文獲首都統一戰線紀念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征文一等獎。)

    責任編輯: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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